分税制改革20年后再启动 侧重财权事权匹配

按照财政部的安排，政府间财政关系主要是进一步明确中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不变的前提下，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2014年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财税改革方案有三大最紧迫的任务：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具体来说涉及两个内容，一个是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另一个是各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到山东、广东等不少省市在研究事权与支出责任。

收入划分

2015年是营改增的最后一年，地方的主体税种营业税将会消失。因此，未来收入的划分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表示，在收入划分方面，未来将收入波动较大、具有较强再分配作用、税基分布不均衡、税基流动性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将地方掌握信息比较充分、对本地资源配置影响较大、税基相对稳定的税种，划为地方税，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收入划分调整后，地方形成的财力缺口由中央财政通过税收返还方式解决。

记者了解到，财政部备根据事权划分，适当考虑地方承受能力及履职要求，相应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作为收入划分的一部分，全面实施营改增后，财政部将合理确定中央增值税分享比例，进口环节征收的消费税收入为中央收入，其他环节征收的消费税收入改为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

具体看，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收入仍为中央收入，其他资源税瘦弱为地方收入，并调整为升级收入，市、县不再参与分享，对财政困难市县可由省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办法解决，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全部为中央收入，大幅度降低出口退税地方负担比例，中央和地方继续共享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收入划分调整后，地方形成的财力缺口由中央财政通过税收返还的方式解决。中央税由国税部门征收，地方税由地税部门征收，共享税依据税种属性和方便征管原则来确定。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表示，“具体的划分要看支出责任。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激励机制，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所以在收入这块要注意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在收入划分上，数字达到平衡不难，关键是把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的激励，以及地方行为的导向链接起来。比如大国要统一，经济要增长，区域要均衡，基本服务要均等化的多重目标。”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斌表示。

事权与支出责任

王雍君认为事权与支出责任是政府间财政关系最重要的一部分，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最为困难，也最重要，支出责任调整了，就调整收入划分的格局，若是收入调整不了，就动转移支付。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一文中提出，与世界上的经济大国相比，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支出比重明显偏低，应由中央行使的事权过多下放由地方管理。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斌告诉经济观察报，“事权与支出责任，先划分三类，中央事权、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事权。现在的事权改革基本方向是一个上收的方向，以前误配给地方的事权要上收到中央；中央和地方共同的事权，特别是跨地域的事权，中央要承担责任。关键的问题，要把事权划清楚，后面的才能操作。”

在谈到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问题时楼继伟称，目前我国中央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够清晰、不够合理、不够规范，一些应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一些适宜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了较多的支出责任；中央和地方职责交叉重叠、共同管理事项较多。这种格局造成目前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只占15%，地方实际支出占到85%，中央通过大量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进行补助，客观上会不同程度地干预地方事权，地方也无动力做好本不适于地方承担的事务，造成行政效率偏低，制约市场统一、司法公正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出责任，财政部认为是一个体制问题，不是财政部一家能解决的。但是现在财政部比较主动，财政部的政策研究室也研究了很多国外的划分经验。”一位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据了解，东部某省的财政部门最近一直在研究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关人士给记者总结了几点要注意的地方，分别是：权责划分需遵循明确的标准进行事权划分，并作为明确支出责任的基础，用法律形式界定和规范事权划分，实现事权配置的制度化。在事权清晰划分基础上，以中央对地方补助方式实现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而事权的划分与支出责任的明确，既要遵循一般规律，更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