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价格论”：理念更新与现实意义

　　内容提要：

　　“税收价格论”对我国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必须纳税和政府为什么可以征税的问题，有助于克服人们不愿纳税的抵触心理；它解释了政府为什么必须依法征税的问题，有助于克服目前政府税费收入的紊乱状态：“税收价格论”还解释了政府支出为什么必须执行法定预算的问题，有助于克服目前财政支出严重低效、浪费等现象。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国财税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助于公共财政模式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财政理论在我国的广泛传播，“税收价格论”开始在我国流行，税收价格一词也被频繁使用。然而，税收作为政府的活动，是一种非市场的行为，并不直接表现为市场交换而形成的“价格”，这就使得人们对于税收价格这一概念，或作为时髦名词加以使用而未能真正理解把握之，或视为异端邪说而根本否定之。

　　在西方国家，从霍布斯的利益赋税说到林达尔的“税收价格论”，一直都产生和形成于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因而很自然地具有市场经济的本性，是一种服务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也是其公共财政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模式的过程中，借鉴西方国家的税收理论，形成我国自己的税收价格观是完全必要的，它关系到我国财政理论和实践能否真正转到市场经济基点上来，对整个改革具有关键性意义。

　　一、在市场经济下，“税收”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不存在于产品与产品的相互交换关系中，而直接表现为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对纳税人的无偿攫取，表面看来，似乎是纳税人单方面的付出，是他们个人利益的直接损失。正因为如此，人们不愿纳税是可以理解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逃税、避税、偷税、抗税等现象，都是人们受利益驱动所产生的直接结果。相反，“价格”则直接表现为市场活动的组成部分，是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人们通过支付价格获得了同等价值的产品补偿，而没有遭受利益损失。人们之所以支付价格，不是受到某种外力的强制，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即如果不支付价格，则无法获得所需要的产品，无法享受该产品的效用。所以，人们总认为“支付税收”与“支付价格”是两个对立的范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所具有的不同市场表现形式。

　　“税收价格”一词，却偏偏将这两个对立的范畴联成一体，将税收的缴纳比拟为支付市场价格，似乎是乱点鸳鸯谱，其实不然。“税收价格论”并不是对人们行为表象的描述，而是从市场经济这一根本点出发而得出的结论，因而不应囿于常规进行分析。

　　市场经济下的许多消费都是人们共同享受的，如社会的治安、垃圾的清理、下水道的铺设、路灯的提供、城市环境卫生的保持、城市道路的建设、城市的绿化等，所有这些都具有社会公益性，是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服务，即都是“公共产品”。大家的事大家做，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理应代表大家来承担公共产品的提供任务。不过，天下没有不付费的午餐，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要付出各种费用，并由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的社会成员来补偿这些费用。

　　税收就是政府取得这些费用的基本手段。政府将取得的税收安排使用出去以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是服务于各社会成员个人的利益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下，纳税人是在为自己而纳税。如果每个人都不纳税，则政府将没有财政收入，将无力提供市场所必需的各类公共产品。然而，公共产品的消费对于社会成员个人来讲，或者是生活必需品，如同衣食住行一样是须臾不可缺少的，或者是提高生产水平、改善生活水准的关键条件。这点，只要考虑一下诸如全面的停水、停电、停气和中断城市公共交通，诸如没有防洪堤保护沿江地区等，就可以明了。这样，社会成员个人将自己的部分收入以税收形式让渡给政府，使之能够提供公共产品而服务于自身利益，就如同支付个人产品价格一样，也具有了货币支付与利益获得之间的交换关系。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税收也具有了“价格”这一根本性质，也是人们为了“购买”产品所支付的“价格”，也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切身需要所承担的费用。只不过此时人们是将自己的收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用于纳税而支付公共产品的价格，另一部分用于市场购买而支付私人产品的价格。

　　这样，“税收价格论”就清楚地解释了人们必须纳税的原因：人们是在为自己纳税，而不是为政府纳税；人们纳税是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而不能仅将目光盯在自己可支配收入的直接减少上。进而，“税收价格论”就从根本上肯定了政府征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指出了人们纳税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因此，“税收价格论”被普遍接受、认同和广为宣扬，有助于人们克服对于税收的抵触心理，对于改变目前我国税收工作的被动状态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二、然而，“税收”毕竟不直接等同于“市场价格”。公共产品论指出，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共同消费性，决定了人们在纳税上存在着“免费搭车”与“囚犯困境”，即坐享其成和短期行为等问题，从而尽管税收的缴纳事关个人的切身利益，但人们仍然有着强烈的逃税、避税、偷税、抗税的动机与愿望。

　　这就产生了“支付税收”与“支付价格”的又一个直接差异，即市场价格是自愿支付的，而税收则是强制征收的。政府只有依靠法律权威强制征收，才能确保税收正常及时足额的获得，才能保证必不可少的政府费用的支付和公共产品的正常供给。当然，政府这样做是符合纳税者个人的根本利益的。

　　然而，强制征税却使得税收征纳中的主动权直接掌握在政府手中。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是一个独立主体，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利益、意志和活动能力。如果不受外力有效约束和限制，其结果将是政府利益欲和权力欲的恶性膨胀。税收作为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体现着政府的利益，如果不受制衡，其结果必然是税收的失控和泛滥，从而侵犯资本的根本利益，对市场经济形成致命的危害。这样，光有个人愿意纳税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政府征税活动的正常化。

　　那么，适度的税收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税收价格论”对此也作了很好的回答。

　　就“价格”而言，它是产品购买者的主动行为，是购买者自愿支付的。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利他动机，而是购买者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换句话说，只有当不损害购买者利益时，价格支付行为才会发生。这样，如果承认“税收”具有“价格”的根本性质，则税收从根本上看，也必须是购买者即社会公众的主动行为，是他们自愿缴纳的。但这又形成了税收活动的表面强制与实质自愿的矛盾。

　　这一矛盾，只有通过市场对政府的直接决定与约束，即政府课税必须在市场同意和批准下进行，才能有效化解，而将政府的课税行为限制在正常规模与适度范围内。这样，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如何将政府征税时的表面强制真正转化为实质自愿，就成为公共财政及税收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西方国家在其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来看，在西欧封建社会的末期，新兴资本和市场对于专制君主的最初胜利之一，就是将税收纳入了法治化的轨道，使得政府除了依据税法之外无权征取任何收入，使得政府在税法约束和规范下无法违背市场的根本意愿，而实质上形成了类似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这就是，一方面政府为市场和资本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市场和资本必须确立相应的税收制度，使政府获得应有规模的税收，从而避免了政府对市场的侵犯或服务不足的问题。

　　由此而形成的是“市场和资本一税法一税收一政府行为”依次决定的关系。在这里，税法代表着市场和资本的意愿，而约束和规范着政府的课税行为。因此，税法的确立，就是税收价格的确定，就是社会公众愿意支付公共产品价格的契约的签署，是对政府征税权的认可和授予，从而使税收的缴纳从根本上看是一种自愿行为，而政府课税则必须依法进行。可见，“税收价格论”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必须依法征税的问题。

　　“税收价格论”的政府依法征税观，对我国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法制化程度已大为提高，但法制尚未根本建立起来，这在税收问题上尤为突出。至今各级税务机构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完成上级下达的税收计划。一旦依法课税与税收计划任务发生冲突，则只能是税法服从计划任务，收“过头税”或应收不收。

　　三、在市场活动中，人们之所以愿意支付价格，是为了获得所需产品以满足自身的消费欲望。而能否获得“支付”，是产品提供者的活动能否获得社会承认的标志。正是通过同意或拒绝支付“价格”，决定了生产者必须依据购买者的意愿提供产品。因此，“价格”又体现了购买者的根本权益。

　　对于税收的考察也不例外，也就是不能将对于问题的分析局限于税收本身、还应扩展到政府支出上去。纳税人支付税收给政府，就是为了“购买”自己所需的公共产品，税收价格就代表和体现了纳税人作为购买者的根本权益。为此，作为公共产品提供方的政府，对已经取得的税收应当如何安排使用，应当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或者说政府支出的具体安排，包括支出的总规模、类别项目及其数额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类各项公共服务的数额、质量和内容等，其决定权也同样属于作为价格支付者的纳税人，也都必须由纳税人来决定，即“税收价格”的支付者也同样拥有“消费者主权”。

　　这样，社会公众不仅通过税法约束政府的课税行为，而且还将进一步决定着政府对税款的使用，从而确保了政府支出只能遵循市场和资本的根本意愿。在西方近代史上，新兴资本和市场正是在掌握了税收权之后，通过同意或拒绝纳税，进而控制了全部的政府支出和公债，迫使君主和政府同意向议会提交年度财政收支计划，同意政府支出必须遵循议会批准的预算来进行，必须接受议会和社会公众的审计与监督，从而形成了政府预算制度，从根本上约束和规范了政府活动。

　　为此，政府支出具有成本补偿的实质，是收取的“税收价格”对于公共产品的费用支付。这样形成的“税收价格”就意味着，一方面产品购买者所支付的价格将是适度的，既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因为社会公众通过政府预算所作出的公共消费抉择，如同个人消费抉择一样，同样是理性的；另一方面，在“价格”直接约束下，产品提供者对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也将是适度和高效的，而不能违背购买者意愿强制推行不适销对路的产品。这样，政府及其财政活动，如同个人产品的购买和消费一样，也必须确保和体现“消费者”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根本要求。

　　然而，就个人产品来看，消费者支付价格的购买过程即交换过程，同时就完成了消费者对产品数量、质量和内容等的认可和授权。公共产品则不然，因为它缺乏市场购买过程来直接体现这一认可和授权。市场购买是单个企业和个人一对一进行的，是私人的个人抉择过程，它直接由市场完成；而税收征纳及政府支出，则是政府与无数的社会成员发生的，是通过公共的抉择过程，而不是直接由市场过程来完成的。因此，社会公众仅通过税法约束政府的税收行为是不够的，还必须以法律约束、规范政府的支出。为此，政府支出也只能通过法律手段和政治程序的授权来确立。

　　上述税收价格关系得到理论上的承认，是有着巨大现实意义的。它表明，只有依靠社会公众的监督，才能有效地克服我国财政实践中严重的低效、浪费、腐败现象。因此，明确地接受“税收价格”的观念。能动地促进和加快我国税收价格关系的完成，将有助于对政府预算监督的法律权威，使得政府预算详细化、公开化、透明化，使得政府的每分钱、每一笔收支的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地展现在各级人大和社会公众面前，都交由人大决定，都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和认可，从而大大提高政府及其财政的活动效率，大大减少浪费、腐败现象发生的可能。

　　总之，“税收价格论”的引入，将引起我国税收观的根本变革，即从原有的计划型税收观，转到市场型税收观上来，将有利于摆脱我国目前税收工作的被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