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管服”改革的三个方面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理解这场改革的三个维度。简政放权是“放管服”改革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推进了政府权力和职能的取消、转移和下放，才能使政府监管的加强和政务服务的优化得以实施。反过来，如果政府无法放管结合，那么就会导致“放不下”的问题凸显，使简政放权难以有效推进。 首先，在“放管服”改革中，“放”的核心在于权力下放与跨部门授权，即厘清各级政府的职责边界，并推动政府职能向地方和基层部门、社会组织和市场等转移。目前各级政府都确定了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并推动行政许可的法治化与透明化，避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反复无常。 “放管服”改革意味着要转变至少三对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放管服”改革特别强调要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即要实现上级政府放得下与下级政府接得住，使一个愿放，一个能接，真正实现基层事务基层解决，减少政府体系内部的信息不对称和业务流程不畅。“放管服”改革十分关键的是要转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政府“看得见的手”伸得太长。当政府干预市场的职能减少以后，市场自身发挥作用的空间才会更大，并反过来倒逼政府进一步放权让利。最后，“放管服”改革也意味着要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培育社会组织发育并承接政府职能。 其次，在“放管服”改革中，“管”的核心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使政府从过去以事前审批为主，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过去政府部门热衷于事前审批，这类似于中国高考，对市场主体采取严进宽出的监管政策。这种监管模式反映了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高度不信任，因此往往采取事前审查的准入机制。但是，由于政府忙于事前审批，导致事中事后监管缺位，反而出现许多寻租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对于平台经济等新兴业态的监管，政府的事前审批模式完全失灵，因为它们都很难达到这种监管机制的要求。 在加强和创新监管方面，政府部门主要着力推动商事制度改革，无论是多证合一、证照分离还是容缺审批，都是为了简化市场主体的进入程序，尽可能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与此同时，通过企业信用联合惩戒、“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以及综合执法与联合监督，企业合规的成本降低，企业更加珍惜信用记录，并使政府敢于放手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在“放管服”改革中，“服”意味着政务服务的创新与优化。至关重要的是明确政府是整体的和一体的，不应以各个部门的姿态来面对民众和企业。当民众习惯于网购以后，他们很难对政府部门的碎片化式服务感到满意。所以，优化服务意味着打破部门之间的边界和藩篱，使其真正成为一个整体的政府。与此同时，政府要进行业务流程再造，使办事程序和要求进一步精简，让民众与政府打交道变得更加“傻瓜式”。民众和企业不需要知道究竟是哪个部门为其办事，也不需要为了办事而费尽周折乃至成为办事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