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通过大规模减税助力经济走出困境

用电量、银行信贷规模、铁路货运量，构成了“克强指数”三大指标。与GDP数据被诟病存在水分不同，这些指标基本都是“干货”，能比较真实地反映经济状况。

正因为这个原因，刚刚公布的用电量数据颇令市场惊愕：2014年用电量同比增长仅3.8%，比2013年的7.5%剧减3.7个百分点，创2003年来最低值。要知道，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年初曾预计2014年用电量同比增长6.5%-7.5%。同样令人大跌眼镜的是，2014年M2同比增速12.2%，亦大幅低于13％的预定目标。考虑到中国制定经济目标的“稳健性”，实际数据以往常大于预定目标。“新常态”真的来了。

其实，这些数据恰好与实体经济的实际感受吻合。2014年9月9日欧盟商会发布报告《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4/2015》，欧盟商会主席J?rgWuttke直言，“中国经济在放缓，这一降速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快，尽管数据上没显示出来，但我们很多人感受如此。”

最困难的时刻还没到来。在上一个十年“投资驱动”增长模式推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但是也积累下了高杠杆、高产能的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在“四万亿”刺激过后变得更加突出：1）实体经济的“高杠杆”不可持续。据标准普尔数据，2014年中国企业债务余额将达14．2万亿美元，占预期名义GDP的135％左右，而同期美国企业债务余额13．1万亿美元，只占预期名义GDP的75％左右。

2）高库存：2014年8月底，工业产成品库存达3.7万亿，创历史新高，同比增15.6%，比去年同期高10个百分点。事实上，中国“去杠杆”、“去产能”的过程才刚刚拉开序幕。

经济失速的另一个原因是改革红利的缓慢到来。在国内外各种因素制约下，传统的增长动力（房地产、地方政府投资、出口、人口红利）开始衰减，这是经济持续下探的主要原因。高压反腐加剧了各级官员的“不作为”心态，短期内也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冲击。

一味靠投资拉动的做法，不仅野蛮，而且不可持续。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全面刺激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因此，中央在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改革，通过简政放权，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进而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创新成为新的增长引擎。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但问题在于，尽管习李新政显示强大的改革决心，在官僚集团的阻挠下，改革进展并不顺利。以金融改革为例，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1月到访腾讯旗下的微众银行，明示“让互联网金融倒逼改革”。在国企改革领域，央企垄断迟迟难以打破，混合所有制至今仍不明晰，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得不强调“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

一方面是传统动力的持续衰减，一方面是新生动力的改革艰难。于是乎，经济持续下行就不可避免。

当然我们并不在乎速度的高低，毕竟7％的增速依然是世界经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我们在乎的是系统性风险。由于实质性的去杠杆、去产能并未开始，实体经济领域的风险还在不断积累和攀升，而且这种风险会传导给金融体系和影子银行。经济数据警告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经济失速所导致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

要避免系统性风险，有必要刺激经济，从而为改革赢得时间。但以“四万亿”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性经济刺激，不仅效率低下、腐败丛生，而且势必导致债务水平进一步上升。

那么，有没有一种两全其美办法，既可以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又不至于回到投资拉动的老路上去？有！那就是大规模的减税。

通过大规模减税来走出经济困境，既有理论的支撑，又有国际经验的佐证。“供给学派”认为，在凯恩斯主义失灵的情况下，减税可以从供给（降低企业成本）和需求（提高消费者需求）两个方面产生刺激，进而拉动经济。而且由于“拉弗效应”的存在，减税反而可能增加财政收入（这有助于打消政府的心理障碍）。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就任总统后，果断推行“30%减税计划”,个人最高税从70%降为28%、企业所得税从46%降至33%，不仅成功帮助美国经济挣脱了“滞胀”的泥潭，而且财政收入从1980年5170亿美元升至1990年1.03万亿美元。

就中国当前的减税选择项而言，一个可行的选择是：在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之前，暂停征收个人所得税。2013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只有6500亿，在12.9万亿的财政收入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从历史经验看，每年财政“突击花钱”浪费的资金都不止6500亿。减免个人所得税，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刺激消费，化解库存和产能过剩，改善实际经济状况。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大大提振市场对改革的信心、对中国经济稳定的信心。在如今“负面预期”弥漫的情况下，大规模减税是非常有效的预期管理手段。

是时候痛下决心减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