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基金对外开放的实践与思考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历程与展望——公募基金对外开放的实践与思考

时间：2020-05-18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会长、汇添富基金董事长 李文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资本市场伴随改革开放应运而生、蓬勃发展。作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公募基金是对外开放的先行者和受益者，在对外开放中实现了自身快速健康的发展，为推动资本市场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满足居民理财需求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全球化产业、贸易与金融体系经受巨大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我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实践，思考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历程与展望，具有现实意义。

一、回首过去，发展之路也是对外开放之路

2020年是我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自2001年末加入WTO起，我国资本市场走上了加快对外开放的道路，并在开放中实现了健康发展。按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这一历程可以初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2年至2013年，这一阶段确立了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与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制度，初步实现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第二个阶段是2014年至2017年，沪深港通、债券通相继落地，MSCI（明晟，美国指数编制公司）将A股纳入全球指数等，推动对外开放呈现双向可扩容格局；第三个阶段是2018年至今，国务院金融委发布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证监会推出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9项举措，形成更全方位、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局面。

伴随资本市场的开放与发展，我国公募基金应运而生、茁壮成长。截至2019年末，公募基金管理人达143家，管理规模14.8万亿元，产品数量6544只，累计创造利润3.3万亿元，为数亿个人投资者和包括养老金、保险、银行在内的机构投资者提供了理财服务。可以说，在近22年的发展历程中，公募基金成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重要的先行者和受益者，其对外开放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顶层设计遵循国际惯例。在行业发展之初，公募基金行业就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的制度经验，构建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管框架，形成了独立托管、组合投资、净值管理、信息披露、公平交易、诚信自律等一批既遵循国际惯例又符合中国发展阶段的运作规范，建立并完善了监管、自律、监督相结合的公募基金制度体系，树立并不断强化“忠实于投资者最佳利益”的信义义务理念。当前，公募基金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制度最健全、运作最规范、信托关系履行最为彻底、投资者权益保护最为充分的大众理财行业，成为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标杆和典范。

二是机构开放逐步加快。2002年6月，《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颁布，首家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2005年，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东持股比例上限提升至49%，2018年4月放宽至51%，并规定在三年后不再设限。截至2019年末，合资基金管理公司达44家，占到全部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35%。2020年4月1日，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提前取消，国际资管巨头纷纷谋求全资控股或新设独资公司。在加快“引进来”的同时，公募基金也在积极“走出去”。2008年4月，《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香港设立机构的规定》颁布，公募基金正式出海。2018年9月，《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设立、收购、参股经营机构管理办法》实施，目前已有20余家基金管理公司在香港设立了子公司，部分基金管理公司在日本、欧洲、美国、新加坡等地也设立了子公司或办事处。

三是业务创新借鉴国际经验。全球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产品和业务的创新史。在我国公募基金行业的发展过程中，许多重大产品与业务创新都充分借鉴了海外成熟市场的经验，包括从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到定期开放式基金、场内实时申赎基金等投资运作的创新，从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到货币市场基金、QDII基金等投资标的的创新，从行业/主题投资基金、指数增强基金到ESG责任投资基金（ESG分别代表环境、社会、公司治理，通过三个层面评估企业价值）等投资策略的创新，从FOF（基金中的基金）、MOM（管理人的管理人基金）到养老目标日期基金、养老目标风险基金等投资模式的创新等等。公募基金行业已经步入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立足实体经济和客户理财的投融资需求，不断提供更加优质的资产管理产品和服务。

四是跨境投资通道有序开放。以QFII、QDII、RQFII为代表的制度设计，有效实现了公募基金行业资金的跨境流动。2002年11月，QFII制度开闸，2011年底，RQFII制度推出，推动海外中长期资金加速进入中国。随后，监管层对制度不断修订完善，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程序，扩大可投资产范围。2019年10月，QFII、RQFII额度限制取消，海外资管机构投资便利性进一步提升。截至2019年末，共计316家境外机构获得QFII资格，247家境外机构获得RQFII资格。2006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明确基金公司可申请境外证券投资业务，同年11月，第一只公募QDII产品发行，为国内投资者在全球范围进行资产配置提供了可能。截至2019年末，我国QDII基金数目149只，基金净值达931亿元，投资范围包括股票、债券、商品等，投资市场涵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新兴市场。

五是市场互联互通加速推进。伴随着沪深港通、互认基金、债券通等制度创新的推进，公募基金行业正加速迎来全球互通的新时代。2014年4月，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沪港通试点，2016年8月，深港通试点启动，内地市场与港股市场互联互通再度升级。依托沪深港通契机，内地基金公司推出了沪港深产品。2015年7月，内地与香港之间实现基金互认，截至2020年3月，共存续19只北上基金产品和48只南下基金产品，截至2019年总规模为1845亿元。2017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宣布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2019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关事项的通知》，公募基金行业境内外债券投资进一步畅通。

二、立足当下，加大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过去几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全球化和多边合作遭遇挑战，国际金融市场持续震荡，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更加剧了国际局势的复杂严峻程度，全球产业、贸易与金融一体化体系正经受历史性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于巩固和深化全球化体系、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具有长期战略意义。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需要强大的资产管理行业。作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专业机构，中国证监会赋予了证券基金行业资本市场的“看门人”、直接融资的“服务商”、社会财富的“管理者”、资本市场的“稳定器”和市场创新的“领头羊”的功能定位。加速公募基金行业对外开放，打造一个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募基金行业，能更好地发挥公募基金的风险定价、价值发现和资源配置作用，进一步促进机构、人才、资金、信息、科技等各类资源和要素的汇聚，推动实现“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整体目标，更好地服务客户财富的保值增值和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全球范围资源配置和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一是引导更多长期资金进入。从资金端来看，加大对外开放，一方面有利于境外资金加速进入中国，为公募基金行业和资本市场带来长期理性的大规模增量资金，截至2019年末，外资持有A股市值达到2.1万亿元，占当期A股市值比重为3.55%，与国际成熟市场相比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外资的进入有利于完善资本市场投资者的理念和结构，改变当前国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普遍短期化的投资风格，通过进一步建立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理念和策略，推动形成“长期资金、长期投资、长期资本”的生态链条，为资本市场长期发展提供稳定器。

二是拓展全球范围投资标的。从资产端来看，加大对外开放，有利于丰富国内公募基金的投资标的，进一步拓展全球范围资产配置能力。伴随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居民可投资资产规模突破200万亿元，客户对于投资理财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的资产配置需求进一步上升，公募基金的对外开放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加多元化、全球化的产品和服务，在进一步分散风险的同时，更好地分享全球优质资产的收益。与此同时，公募基金也可以积极践行ESG责任投资，充分发挥专业机构投资者的作用，通过董事会议案、股东投票等参与到上市公司的治理过程当中，挖掘和陪伴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成长，并通过“走出去”，持续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三是持续提升行业竞争力。欧美资管行业经过百年的发展历程，拥有更成熟的业态和更深厚的底蕴，在投资理念、经营理念、信义义务等方面具有更深刻的理解，在资产配置、产品设计、投顾服务、风险管理等方面拥有较先进的技术，在公司治理、组织管理、团队建设、信息系统等方面也具有更丰富的经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引导国际资管机构进入，将有望激活国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创新的活力，促进行业交流、加快学习、推动变革，提升国内公募基金行业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真正打造富有国际竞争力的资产管理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客户理财需求。

三、面向未来，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展望未来，对外开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资本市场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对于公募基金行业而言，如何拥抱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好对外开放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应充分立足我国国情，积极借鉴国际经验，推动制度建设、营商环境、行业自律、市场机构形成合力，共同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资管行业生态系统。

一是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基础。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协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把握好对外开放的力度和节奏，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有序推进对外开放举措；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建设，完善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机制，推动形成“长期资金、长期投资、长期资本”的生态链条；结合资管新规深化落实和新证券法修订实施，加大法治供给，逐步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普适的法律规则体系；平衡好对外开放与防控风险的关系，加强监管协作，做好输入性风险的防范应对预案，持续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二是优化对外开放的营商环境。加大对国内外资产管理机构的支持和引进力度，集聚一批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资管机构，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同时，优先培育建设全球资管中心；加强资管人才培育和引进，通过提供有针对性的便利政策，大力引进高端资管人才，探索国际资管人才从业准入和履职等方面的措施，并加强资管人才的培训和评优体系建设；加强全球金融市场互联互通，逐步扩大境内外资管机构双向跨境参与金融市场便利度，推动资金、数据、信息等要素的有序流动；积极打造“全球资管研究中心”“全球资管行业峰会”等全球资管行业交流平台，通过建立全球网站/APP、发展专业智库、出版行业发展白皮书等方式，积极融入全球金融治理和资管行业发展体系，加强对外宣传，打造资管业务国际品牌。

三是推动对外开放中的行业创新发展。加快完善法律、会计等中介机构服务体系，鼓励金融市场整合登记、托管、清算、结算等服务，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优化资管产业链；充分发挥资管行业自律组织作用，加强与政府机构、资管国际组织、相关行业协会的沟通交流，在推动行业自律管理、研究培训、国际合作、创新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注重科技赋能，推动金融科技在资管行业的应用，利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资管科技产品和服务，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弯道超车”；鼓励差异化发展，在业务牌照、激励机制、上市融资等方面给予优秀资管机构更大支持，打造代表中国资本市场的“国家队”。

四是提升对外开放中的市场主体竞争力。在对外开放进程中，市场机构主体要积极拥抱开放，既看到挑战，更看到机遇，加强战略研判，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提升投资管理、风险管理、客户服务和业务创新四大核心能力，持续强化治理、管理、团队、文化四大核心竞争力；要加强交流学习，努力向海外优秀资管机构学习在全球资产配置、ESG责任投资、养老金管理、投顾服务、金融科技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持续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要坚持合作共赢，立足自身优势和特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持续深化与海外资管机构的合作，通过产品、业务和制度上的创新，更好地满足国际国内投资者的财富管理需求和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

正如我国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向世界宣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坚信，中国将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风险防范，努力打造一个更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公募基金行业也必将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大潮中，争当排头兵和先行者，持续强化核心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努力发展成为更加值得托付的资产管理行业，为满足老百姓理财需求、加快资本市场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不断奋斗。

转载自《金融街观察》2020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