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对外部审计选择的影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2006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公司大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对外部审计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同时还证明了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对外部审计的选择影响也不显著，但公司的规模、财务杠杆对外部审计影响显著。

　　【关键词】 控制权； 现金流权； 代理成本； 外部审计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詹森和麦克林提出了代理成本的概念，并最早从理论上用代理成本探讨了公司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在各自利益最大化上的博弈，明确指出了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但西方学者的研究一般是基于股权较分散的市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相对集中，大股东拥有公司的控制权，这方面有利于解决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但同时也会造成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的掠夺。

　　股权越集中，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就越强，就越有可能利用其控制力谋取私人收益，即大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控制权越高，大股东的侵占动机就越强；现金流权越高，其侵占动机就越小。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导致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解决这一代理问题的方法之一是通过一定的监督机制监督大股东的行为，因此大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对外部审计选择有一定的影响。

　　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作为一种内部监督机制，对外部监督机制——外部审计应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董事会的有效作用、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能有效地控制大股东对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侵占。上市公司的表现是否体现了理论分析结果，本文针对2006年我国沪市上市公司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

　　二、文献综述

　　根据代理理论，外部审计能够降低代理冲突，而代理冲突的高低会影响对审计的需求，近年来已有不少文献探讨了相关的问题。

　　詹森和麦克林研究指出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存在代理成本，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上，公司通过外部审计可以达到有效的监督效果。Chow（1982）首先运用代理成本理论分析了公司代理成本对审计需求的影响，他通过与代理成本相关的公司特征指标，如管理层持股比例、财务杠杆、公司规模等研究了代理成本如何影响公司接受外部审计的可能性；Simnic和Stein（1987）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审计需求负相关；Francis（1988）研究了公司代理成本的变化对审计需求的影响，验证了代理成本和审计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虽然西方学者对于代理成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但他们所基于的样本是较发达的资本市场，股权相对较为分散。而我国的市场特征则有很大的不同。

　　李树华（2000）通过对我国IPO公司的外部审计选择的行为研究，发现资产规模大、有外资股的公司倾向于聘请我国的“十大”为主审事务所；孙铮和曹宇（2004）考察了我国公司的股权结构对管理者选择审计师的影响，发现境外法人股和境外个人股促使管理者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的可能性较大，而国有股、法人股的这种促进力就比较小；曾颖和叶康涛（2005）运用一两个时点大股东掠夺模型，考察了股权结构、代理成本和外部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外部审计需求成倒U型的关系，代理成本较高的公司更有可能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唐跃军等（2006）通过2001-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当股权集中在第一大股东手中的情况下，其他大股东有动机引入外部监督机制制衡第一大股东；周中胜和陈汉文（2006）则从大股东资金占用的角度分析了外部审计能否抑制代理成本的问题，结果表明我国目前还不存在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但审计师能对大股东的资金占用有一定的反应；而李明辉（2006）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关于大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对审计师影响的研究则较少，王鹏和周黎安（2006）从最终控制人的角度，通过分析其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研究表明控股股东产生的代理成本越严重，上市公司越有可能选择审计质量较高的“四大”。

　　从国内外关于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选择行为关系的研究看，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甚至有相冲突的结论，因此关于这个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本文主要是通过大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研究代理成本对外部审计的影响，同时考察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外部审计监督机制的替代作用、公司债权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及其对外部审计选择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1.根据契约理论，公司是由一系列（不完全）合约构成的有机体，公司的股东同时拥有控制权和现金流权。股东的控制权越大，其侵占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动机就越强；而现金流权是一种激励机制，如果现金流权越大，则股东的侵占动机就越小。

　　我国股票市场的主要特点是股权相对集中，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较强，对公司和其他股东的侵占也较多。大股东获得侵占利益的方式主要有利用关联交易向母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转移利润，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巨额资金或利用公司的名义进行各种担保和恶意融资等。因此正确估计大股东的侵占效应应注重其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分离度越大，大股东的侵占利益越多，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越严重。

　　如果资本市场是成熟的，公司的股权相对集中于几个股东手中时，外部投资者会预期到大股东对公司利益的侵占，他们对公司价值的预期会降低，便会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那么大股东对公司利益侵占所带来的成本最终还是由自己完全承担。因此，大股东预期会有这种情况，便会采用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向市场传递一种信息，即其自愿约束自己的行为，完善的市场接受这种信息，外部投资者对公司的预期会提高，公司的价值随即将提高。大股东有自愿选择高质量审计的动机。据此得出：

　　假设1：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越大，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越高。

　　在控股股东有控制权的情况下，公司其他股东的股权比例越会对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他股东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被侵占，会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抑制控股股东的行为，主要的途径之一是通过外部审计形成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主要集中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由此得出：

　　假设2：第二大股东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之比越高，公司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越高。

　　2.公司治理结构是协调和规范公司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一种内部监督机制。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形成大会方针，然后对董事会和管理层进行授权。董事会的独立程度是公司治理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随着外部董事比例的上升，董事的独立性得到增强，公司对外部审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促进了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有利于维护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得出：

　　假设3a：董事会的规模越大，公司对高审计质量需求越大。

　　假设3b：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公司对高审计质量需求越大。

　　3.詹森和麦克林的研究指出公司内部存在两种代理成本，即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即债权融资也是有代理成本的。但他们同时指出，如果债权融资比重上升，债务合同迫使公司必须按时还本付息，这种压力可以减少管理层对公司自有现金流量的滥用，降低代理成本，从而降低对外部审计的需求。从中得出：

　　假设4：公司的财务杠杆越高，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越小。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样本和数据

　　本文选用2006年我国沪市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总计842家上市公司，剔出金融性公司和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最后的容量为795个。公司的控制权比例、现金流权比例、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的数量均来自各公司的2006年年报，后经过人工汇总得到；各公司年报来自巨潮网；公司总资产和财务杠杆数据来自巨潮网。本文的数据处理使用的是spass10.0，采用逻辑回归进行分析。

　　2.研究变量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公司对高质量审计的选择。我国学者对在我国市场中审计服务是否有异质性的问题，已有大量的研究。吴水澎和李奇凤（2006）通过分析2003年我国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信息，以可操控应计作为公司盈余管理的表征变量，以抑制盈余管理的能力定义审计质量，结果表明四大比国内十大在抑制可操控应计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四大的审计质量比国内十大的审计质量要高。因此本文将是否选择“四大”作为公司对高质量审计选择的表征变量auditor，如果选择“四大”，则变量auditor为1，否则为0。

　　（2）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sr），第二大股东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share），独立董事率（dr），董事会规模（bs），资产负债率（lev）。控制变量为公司的规模（size）。

　　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比例的计算本文沿用王鹏和周黎安的方法，股东指的是控股股东，即不再为其他股东所控制的股东。控制包括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每一条控制链中，控制权为链中最小值，控制权的选择标准为持股至少在10%以上。现金流权是首先计算出每条链中控制权的乘积，再将每条链的乘积相加。公司规模为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3.统计模型

　　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设，笔者建立了一个logit回归模型：

　　auditor=α+β1sr+β2share+β3bs+β4dr+β5lev

　　+β6size+ε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我们先来看一下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和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2006年沪市上市公司中，选择“四大”事务所的公司总共有63家，占到样本的7.92%；而选择非“四大”事务所的公司有732家，占样本的92.08%，auditor变量的标准差为0.0791，说明变量的波动性较小。

　　（二）Logistic检验

　　本文对sr、share、bs、dr、lev、size六个变量采用强制进入性策略（enter）进行Logistic检验。

　　表3给出了对数似然比检验结果，表中3个似然比卡方统计量完全相同，为142.394，说明模型的似然卡方统计量为142.394，自由度为6，对应的sig为0.000，小于0.05，所以在给定的0.05显著性水平，笔者认为该模型是整体显著的。

　　从表4中可以看出，只有公司的财务杠杆和规模与外部审计选择有显著影响，而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的比例、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选择外部审计的行为的关系不显著。

　　1.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度（sr）：从表4中可以看出，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选择存在正相关关系（1.617），这与假设1相符，大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的程度越高，公司对高质量外部审计的需求就越高，但这种关系并不显著（sig=0.434），因此实证结果不支持假设1，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对公司及高质量外部审计的需求影响并不显著。

　　2.第二大股东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share）：share与高质量外部审计选择成正相关（0.437），这与假设2相符，即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行为有一定的制衡动机，并会通过引入高质量的外部审计监督第一大股东的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但结果同时表明这种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sig=0.138），因此不支持假设2。

　　3.董事会规模（bs）：董事会规模与高质量外部审计选择成负相关（-0.054），这与假设3a不相符，而且负相关关系也不显著（sig=0.942）。

　　4.独立董事比例（dr）：独立董事比例与高质量外部审计正相关（5.893），说明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公司对高质量外部审计的需求越大，这与假设3b相符，但这种关系并不显著（sig=0.087），结果不支持假设3b。

　　5.财务杠杆（lev）：财务杠杆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负相关（-4.606），公司的负债融资越多，公司选择“四大”审计的可能性越大，与假设4相一致。同时结果显示两者的负相关关系高度显著（sig=0.000），结果支持假设4。

　　（三）多重共线性检验

　　Logistic回归分析也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文采用容忍度数值检验模型的多重共线性。

　　表5给出了本文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诊断，观察可知，此模型六个变量的容忍度（Tolerance）均接近于1，而且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值都很小，就证明了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五、结论

　　国内外的众多理论研究证明，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越大，公司对高质量外部审计的需求越高。本文通过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度量此代理成本，结果表明：代理成本的高低与外部审计的选择并不存在显著关系，同时验证了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外部审计选择行为之间也不存在显著关系，这说明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审计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主要是因为我国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尚不完善，其监督作用较差，因此不能替代外部监督机制。

　　公司的财务杠杆与外部审计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与众多学者的研究是相符的，也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对外部审计是一种有效的替代。

　　本文在数据采集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仅采用了我国2006年沪市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而面板数据的分析仍需进一步研究；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对的计量方面也需进一步检验。我国特殊的市场特征决定了我国公司的实证情况与西方市场的分析会存在一定的偏离，因此关于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选择的研究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从多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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