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动需求的财政政策与国债

　　为了拉动国内需求，目前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好动态的财政收支平衡、财政赤字和国债的问题。

　　一、坚持动态的财政收支平衡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扩大财政投资，势必会扩大财政赤字。

　　对于是否以及如何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学术界提出预算平衡论、功能财政论、周期预算平衡论和充分就业预算论。要根据一定时期的资源状况（如短缺或闲置）以及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出现的矛盾，正确地处理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

　　我们认为，必须认识和运用财政收支矛盾和平衡规律，实行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年度都要强求预算平衡，而是可以实行动态平衡， 即在一定条件下可每隔若干年实现一次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由于财政政策效应存在着时滞，财政的一些经济性支出增加后，可能造成当年财政赤字，但这些支出最终会形成生产力，从而会增加以后年份的预算收入。还应看到，由于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不同年份经济的繁荣或萧条以及供求状况不会一成不变，如果固守年度财政的平衡原则，就可能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因此，要区分两种类型的财政赤字。一种是结构性赤字，它是假定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以及政府取得充分就业的收入时出现的预算赤字，是对经济周期性因素加以调整后的赤字，这在一般情况下应予以杜绝。另一种是实际赤字，这是缘于经济运行尚未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所产生的财政赤字，是未对周期性因素加以调整的财政赤字。在出现经济萧条，资源大量闲置和失业严重的状况下，可以实行“逆周期”调节，实行适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借以扩大总需求。在经济效益提高和税制较为完善的情况下，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经济的增长，有利于最终实现预算平衡或盈余。因此， 根据经济周期变动和资源状况，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实行动态的财政收支平衡原则。1998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960亿元， 中央财政共发行国债3891亿元（不含财政部向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国债收入主要用于扩大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1999年，我国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学认为，在资本存量超过黄金律的情况下，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就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而生活得更好。 另一方面，根据在离散时间或连续时间下的凯恩斯 ——拉姆齐规则，资本的边际产量相对于时间偏好率（或主观贴现率）越高，降低目前的消费水平而在以后享有更高消费水平，这越划算。财政可运用国债这一经济杠杆，合理调节储蓄、资本存量和消费。在公共财货是消费品的模型中，典型的行为者具有“幸福函数”（即瞬时效用函数），且所有的物品为正常的，政府支出一般会是顺周期的（费莱明，1987）。政府支出的水平将受到征税的边际成本的影响。要是政府支出的一部分用于投资品（如基础设施），就会被视作是对经济受到扰动的反应。在均衡条件下，政府支出的一部分也可作为当前生产的投入（布兰查德、费希尔，1989）。1986~1997年，我国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8.2%，低于GDP年均增长率9.8%，我国消费率在“八五”期间和1997年分别为59%和59.9%（1991——1995年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79%）。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96、1997年分别为62%和60.6%.目前我国只有在扩大投资的同时扩大最终消费，才能使投资最终获得市场和效益，也才能增加投资的乘数效应和加速数。不过，目前我国应主要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其中，财政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还有，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一次性住房货币补贴，这将有利于促进关联强度大、带动效应明显的住宅业的发展。另外，据测算，如果我国农村人口消费水平达到城镇人口的消费水平，至少要增加33，400亿元购买力。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城市化步伐，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国债资金应主要继续用于基础设施。其原因是：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特点，且目前我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人均资本存量较低。此外，对符合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和某些高新技术项目，国债资金也可给予必要支持。必须加强国债资金拨付和使用的管理和监督，提高经济效益。

　　二、国债的效应和适度规模

　　（一）要正确地看待国债。

　　发行同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关系国债的发行能否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动，这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要看由谁认购国债，二是政府是否及时动用国债收入，三是国债的发行对商业银行准备金变动的影响。

　　如果由公众（个人和企业）用现钞和活期存款购买国债，流通中的货币就会以相等的数额减少，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会变少（原因是公众为购买国债而开出商业银行的支票）。但当财政支用国债收入后，又会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其所形成的货币供应量同公众购买国债前的货币供应量是等额的。

　　倘若由商业银行购买国债，就由商业银行开出由自己支付的支票，使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减少。俟财政动用这项国债收入，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又会等额地失而复得，致使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但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却发生了变动。然而，要是商业银行以所认购的国债出售或抵押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购买国债或给予再贴现，就会使商业银行在认购国债时所减少的准备金得到等额补充。不仅如此，在财政动用这笔国债资金时，还会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

　　至1998年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9569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86524亿元。因此，财政部可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一些长期国债，将一部分储蓄存款转化为投资。这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资金运营效益，减少国债发行费用，并调节产业结构。这一般不会增加货币供应量。还需说明的是：如果这一部分国债资金被束之高阁的时间长于这一部分储蓄存款的闲置时间，就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收缩；要是商业银行以所认购的国债出售或抵押给中央银行，且财政动用了这笔国债收入， 会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张。因此，在确定国债规模、偿还期限和国债收入的动用时限以及在办理再贴现时， 必须顾及由此而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动的问题。其中，国债收入应优先用于在建项目。

　　如果由中央银行直接认购公债，中央银行给财政部开具支票，当财政部用以支付商业、劳务和其他支出时，作为卖方的公司、企业、个人将所得收入存入商业银行，使商业银行的存款及其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得以增加，从而会产生派生存款。简言之，当中央银行直接认购国债时，会增加高能量货币的投放。这是中央银行实行债务货币化，它在总需求特别严重不足时并非绝对不可用，但目前我国不宜强调采用这种方法。

　　（二）要消减国债的“挤出效应”

　　当国债的发行引起利率上升以及由此导致企业和个人支出（特别是投资）减少时，就出现“挤出效应”。它会减弱政府支出增加的扩张效应。在以国债弥补财政赤字时，若用货币融资法（即由中央银行直接认购或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就会增加名义货币存量。因之，利率趋于降低，投资随之增加。而在采用债务融资法（由个人、企业和商业银行认购国债）时，由于名义货币供应量不会增加和赤字财政所造成的价格上升（由总需求和国民收入增加所使然），以及一部份流通中的货币用于购买国债，导致实际的货币供应量减少和利率攀升，从而减少了个人和企业的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债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投资的利率弹性和投资乘数。由于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有着自己的特点。目前我国物价水平较低，信贷资金供过于求，且自1996年以来已七次调低银行贷款利率。这些都有利于消减国债的挤出效应。应在增加财政投资的同时，采取措施（包括银行贷款、在必要时的税收优惠以及发挥财政资金的补助和贴息等导向作用在内），根据产业政策，鼓励集体、个体和社会其他方面增加投资，以形成投资需求的持续性。此外，要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阻遏利率上升。这既有利于克服国债的挤出效应，又能增加财政投资的配套资金。

　　还应看到：第一，在资源闲置和存在失业的情况下，随着产品需求的扩大，实际收入和产量也会增加，因而挤出效应是不完全的。再者，由于储蓄水平随收入的上升而做到“水涨船高”，利率（因货币需求的利率反应性）不会上升到完全抑制投资的地步。储蓄的增加有可能为较多的预算赤字融资，而无需完全取代私人支出。第二，当实现充分就业时，挤出效应就可能成为现实。这时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总需求扩大，会导致物价上升而非产量增加。目前我国资源闲置严重，社会就业压力较大，在此情况下，不会出现完全的国债挤出效应。

　　（三）要适度确定国债规模确定国债规模，应考虑多种因素。

　　国债规模不能超逾政府的偿债能力和国民的应债能力。可主要用以下两类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是否适度：一类是反映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指标，其中，较重要的有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率）； 另一类是反映国债与财政收入关系的指标，其中较重要的有财政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

　　从我国情况看，1994~1997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为52.14%、53.68%、55.61%和51.5%，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为20.3%、22.7%、24.9%和26.9%，而国际公认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警戒线分别为15~20%和25~30%（目前发达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一般只有10~15%）。 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是偏高的。另一方面，1991~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分别为5.14%、5.25%、5.5%、5.21%、5.45%、5.6%、8.1%、10.3%，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和发达国家的公债负担率（如美国在1993年为69.2%，日本和法国在1992年分别为52.7%和29.6%）。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而国债负担率又偏低，究其主要原因，一是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1997年为11.56%）；二是发达国家庞大的公债余额已历经数百年之久，相形之下，我国国债余额（到1997年末国内债务余额为5511亿元）算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三是我国国债偿还期限平均说来偏短。为了适度确定我国国债规模，应当考虑多种因素。国际上公认的几种用以反映应债能力和偿债能力的警戒线都是可以参酌的，尤其是债务负担率的警戒线值得参考。我国国债规模的控制，要考虑我国资源闲置的状况，要顾及财政收支平衡同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关系以及财政与信贷统一平衡等问题，而不宜仅用单项指标来衡量。

　　要解决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和债务负担率较低的矛盾，并遵循国际上较为公认的公债管理中宜减少公债换发的原则，一要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二要适当延长国债的平均偿还期限，其中特别要适当增加长期国债所占比重。与此同时，要合理确定短、中、长期国债的结构，以利于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均衡各年份国债还本付息的负担，并使中央银行能灵活机动地利用国债市场而调控经济，以国债期限结构变动来缓和经济周期波动。另外要发展国债贴现和再贴现业务。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关于政府预算约束的数理分析，税收的预期现值等于在经常项目上的政府购买的预期现值加上政府最初的净债务。资本帐户支出不会影响对现值预算平衡的预期（萨金特，1986）。为了使我国在今后若干年内能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使当前的债务水平等于将来某个时刻出现最初盈余的贴现现值，提高偿债能力，必须做到：（1）经济增长率一般宜高于国债增长率，降低债务——收入比率。该比率取决于实际利率、产出增长率和非利息预算盈余之间的关系。（2）要提高经济效益，强化税收征管，稳步推进“费改税”，完善税制，并把现有的预算外资金中由财政部门管理的那一部分纳入预算内管理，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财政收入的弹性系数（根据我国历年数据测算，经济每增长1%，财政收入增长不及0.7%）。（3）要做到“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相结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证重点，压缩一般。（4）要建立偿债基金。其资金来源主要拟为：从税收收入中划出一部分；从上交财政的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中提取一部分；收回有偿使用的那一部分国债资金的本息。借鉴历史上欧洲国家实行“减债基金”（即偿债基金）的失败教训，必须控制国债规模，并严禁偿债基金被挪用。（5）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在条件具备时采用国债销售发行法，可试行市场购销的偿还法，即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证券市场上陆续收购某种国债，在该债券到期前逐步给以清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