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改税”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

　　一、摸清现行收费种类

　　众所周知，现行收费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各行业负担十分沉重，无论对经济有效运行，还是对国家组织财政收入，都带来严重后果。但是由于收费部门多，涉及面广，各行各业的收费种类、标准、方法各不相同，收费合理与否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在实施“费改税”前，必须摸清底子，充分调查掌握现行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各要害部门的收费种类。

　　二、区分收费的合理与否

　　现行收费大致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合理收费，包括规费，即政府按照某种特定服务的实际成本收取的等价补偿，还包括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一般是指依托政府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无偿征收的费用。第二类是不合理收费，这部分收费既无正确的收费依据，纯粹是凭借手中权力而征收，又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并且数额巨大，纯属乱收费。区分收费合理与否的依据应当是等价原则，这一原则的宗旨是，凡政府通过提供服务而等价收取的费用，即为合理费用，否则为不合理费用。

　　三、治理收费的对策

　　应针对收费类别确定不同的治理对策。对政府有偿性收费予以保留，但这部分收费应当逐步过渡给日渐完善的社会中介机构，政府保留尽可能少的收费类别；对合理收费中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要坚定不移地实施“费改税”，当然也必须进行清理和区分，以保证不会由于改革而使企业税负陡增。笔者认为“费改税”不宜过多开设新税种，应事先充分论证这部分收费的合理去向；对不合理收费应坚决彻底取缔。

　　四、切实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使各地方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国家有关政策难以畅通，而且使乱收费现象难以根除，也无法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方保护主义是进行“费改税”过程中遇到的又一大难题。

　　五、改革现行政府收入机制

　　现行政府收入机制极不规范，进而引发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整体税负不高，而企业负担（税费）偏高，这就说明政府收入渠道多样化；另一方面，政府机构庞大，财政支出有限，维持政府正常运转需借助于增长迅速的预算外资金。因而必须借助政府机构改革之机，积极推进政府收入机制的改革，对于数额巨大的预算外资金，要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由财政部门总揽政府收支，即使“费改税”后，保留的合理收费也应采取收支两条线。

　　六、完善收费治理的法规

　　一方面，经过对收费的清理和处理后，对保留的合理收费要有法可依，依法收费；对“费改税”部分，要严格依法征税；对乱收费项目依法予以彻底取缔。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无疑为治理收费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它将是治理收费后各部门的工作规范和行为指南。另一方面，要注意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对“乱收费”行为处罚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将对那些乱收费者给予强有力的威慑作用，通常情况下，政府较为重视基础性法规的建设，而多数情况下，往往忽视处罚性法规的建设，这也正是我国众多法律、法规难以充分实施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现行不同处罚法律级次的基础上，强化对乱收费的处罚力度是保证“费改税”得以顺利实施和彻底取消乱收费的有力保证。

　　七、准确划分“费改税”后的财权

　　“费改税”后要注意解决好财权划分问题，改税部分的收费如何在中央、地方及各部门之间进行合理划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必须顺应政府机构改革的要求。按重新审定的编制和机构设置，确定收入的分配，避免财权的过分下放而使政府机构改革受阻；二是保证各部门的正常费用开支，即保障各相关部门数十年收费而形成的既得合理利益，决不能由于改税而使这部分利益受损，否则改税后仍要收费；三是有利于政府调控政策的落实。政府对预算外资金的宏观调整政策，不能由于财权划分不合理而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八、各部门的协调问题解决

　　部门协调问题主要掌握以下四条：第一，各有关部门要有全局观念，要从自身做起，严格执行政府有关收费的法律、法规。第二，要确定治理收费的主管机关（不一定要设新机构），这一机关将长期肩负起治理收费的重任。第三，要建立起乱收费的举报体系，并做出相应的处罚。第四，要明确收费的审批权限，这个权限要相对集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