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竞争、路径依赖与财务报告架构的演化
「摘要」本文旨在透过制度变迁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的视角，以美国为例分析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演化的历史轨迹和内在逻辑，从中发现制度竞争对财务报告架构演化的显著作用和潜在意义，同时凸现财务报告架构演化过程中显著的路径依赖特性，并以此为基础就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我国财务报告架构的演化做出若干推论和展望。
「关键词」财务报告架构；制度竞争；路径依赖
在市场经济中，资本作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来配置的。可靠而相关的信息的及时流动是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关键。而按照通行的“披露导向”（disclosure-oriented）的资本市场运行范式，赖以在公开的资本市场参与者（一般包括资本的供需双方、中介机构和监管者）之间沟通这些信息的载体主要是公众公司的财务报告。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财务报告数据通过理性的投资者的显示偏好最终转化为价格信号，从而实现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司财务报告供应链（supply chain）无异于资本市场的一条“生命线”。这条供应链的最初投入是公司的政策、流程和活动，经过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开披露乃至分析师解释和评述，最终形成的产出是满足资本市场参与者相关决策需要的信息。如果进一步把公司财务报告看作是对信息使用者的一项有价值的服务，那么这个围绕公司会计信息的价值增值和让渡过程就形成了一条公司财务报告价值链（value chain）。财务报告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不仅仅只是一个表面的承启关系，还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公司财务会计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必须遵循会计准则，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主要目的是对公司财务报告是否遵循会计准则要求公允表述提供专业意见和合理保证，监管法规和公司治理结构中有关披露要求、责任落实和追究制度、行业监管等的目的是确保会计信息的质量，可以理解为会计准则执行机制的一部分。这些环节环环相扣，互相依赖，构成了一个确保产生高质量会计信息的机制。这些具有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要件耦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特定的财务报告架构（financial reporting regime），即围绕着财务报告的加工、生成、审计、披露和使用而形成的整合式的制度安排（integrate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方红星，2003）。
财务报告架构作为一种制度（institution），与作为资本市场参与者（或者换一个角度讲，报告公司本身及其利益相关者）的组织（organizations）是有区别的。制度包括约束和调整组织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正式规则（formal rules）、非正式约束（informal constraints）以及它们的执行特征（enforcement charac-teristics）（North，1990）。制度的产生及其变迁（制度的替代、转换及交易过程），从根本上讲就是组织之间基于利益关系而进行的博弈的过程及其结果。在此过程中，就能够实现制度及其变迁给组织带来的适应性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公司财务报告架构及其演化进行分析性描述。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主题，笔者立足于制度变迁理论和演化经济学，选取了两个独特的视角进行分析：其一是引入“制度竞争”（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进行横向的分析，它类似于经济学上的比较制度分析，能够解释不同的财务报告架构，并且将制度竞争作为制度搜寻、发现和优化的过程来分析财务报告架构的演化；其二是引人“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进行纵向的分析，它类似于历史经济学分析，能够解释为什么财务报告制度具有模式化的特征，以及财务报告架构的演化过程为什么会是渐进的（incremental）和“历史起作用”（historymatters）的。为了便于分析，笔者选取了美国在“安然事件”之后公众公司财务报告的演化作为例子；而为了使本文的分析更有实际意义，在本文的后半部分还就全世界、尤其是我国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及其演化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若干推论和展望。
一、财务报告架构及其演化的制度竞争理论
根据哈耶克（Hayek，1978）的“竞争作为发现过程”的理论，制度竞争可以看作是一个制度搜寻和发现的过程。排斥和缺乏竞争将会导致制度僵化，从而难以发现更好的制度，不能充分发挥制度的动态适应性效率。具体到财务报告架构而言，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管辖竞争（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二是管制竞争（regulating competition）。
管辖竞争又称区位竞争（locational competition），是指不同的管辖地区之间在财务报告架构上的区别所引发的竞争，引发竞争的原因可能包括会计准则、披露要求和审计制度的宽严程度等，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公司注册地点、交易地点的变化、资本投向地区的变化等。一般认为，管辖竞争能够引导公司、资本和交易流向财务报告架构严格、完善的地区，即所谓的“向顶点看齐”（race to the top，RTT）。例如，Huddart等（1999）的研究表明制度竞争能够引导公司迁移到那些具有最高披露和管制标准的证券市场；Pagano等（1999）发现公司从低披露要求的交易所退市，转到高披露要求的交易所，尤其是欧洲的公司近年来大量转向美国的交易所，同时美国的公司减少了在欧洲和日本的交叉上市。与此相反，Bloomfield等（2000）的研究却表明公司会选择透明度低下、财务报告架构宽松的证券市场上市，表明制度竞争的结果是“向底端看齐”（race to the bottom，RTB）。
管制竞争则是同一管辖地区内存在多种竞争性的财务报告架构的情形。实际上，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推行的是本地垄断结构下的单一财务报告架构，排斥竞争。而真正能够成为与本地架构相竞争的备选架构的，似乎也只有以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制定的国际审计准则和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0SC0）推行的跨境发行监管为核心内容的国际财务报告架构。以IFRS为例，它已经被超过24个国家和地区采用作为当地的公认会计原则（以AP）；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大多数证券交易所都允许外国公司采用IFRS编制财务报告；2002年6月，欧盟部长会议批准了一项法规，要求欧盟范围内的公众公司在2005年1月1日以后采用IFRS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此外，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分别强制要求所有的报告主体从2004年、2005年和2007年起采用IFRS.
El-Gazzar等（1999）比较了来自不同国家的87家采用国际会计准则（IAS，IFRS的前身）的上市公司和另外87家采用当地公认会计原则的公司，发现披露IAS财务报告与国外销售额所占的百分比、公司交叉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数目显著正相关；Dumontier等（1998）研究了1994年自愿遵循IAS的51家瑞士上市公司，发现它们的显著特征是规模较大、国际多元化特色明显、所有权分散；Joos（2000）发现交叉上市和首次公开上市（IP0）时对会计准则的选择是上市公司选择会计准则的决定因素；类似的关于财务报告准则的选择（竞争）方面的研究还有Ashbaugh（2001）、Leuz and Verreccia（2000）和Leuz（2001）等。
美国一直排斥来自国际财务报告架构、尤其是IFRS的竞争。不仅禁止本国公司采用非美国GAAP，而且对于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也一律要求根据美国GAAP进行调整（reconcile）并填报表格20-F.安然（Enron）事件及WorldCom，Qwest，Tyco，Adelphia，Arthur Andersen，Merrill Lynch，JP Morgan，CityGroup Bank等一系列丑闻发生后，关于改进美国财务报告架构的讨论十分活跃。Dye and Sunder（2001）、Sunder（2002）、Carnachan（2003）都坚持主张美国监管当局引入管制竞争模式，允许美国GAAP和IFRS在美国展开竞争，以便改进美国的公司财务报告架构。
对于财务报告架构而言，不论是管辖竞争，还是管制竞争，都有利于增进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帕累托改进）和利益相关者的适应性效率（制度演进）。在制度竞争过程中，组织可以利用“发言”（voice）机制对制度进行干预，也可以选择“退出”（exit）。制度竞争的结果是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对游说（lobbying）所导致的歧视性干预（discriminating intervention）的抑减、对制度转换成本（transition cost）与收益的合理权衡（trade-off），以及发现并导入更为有效的制度。当然，如果信息不完备，竞争失效，也会导致“向底端看齐”（另一个更为流行的说法是“劣品驱逐良品”）现象，导致宽松、放任、低标准的财务报告架构成为占优制度（dominant institution）的情形。
二、财务报告架构及其演化的路径依赖理论
经济学中路径依赖理论首先是在技术变迁领域发展起来的。David（1985）从QWERTY键盘排序成为占优技术的事例出发，解释了产生路径依赖的三个机制：技术上的相互关联（technical interrelatedness，即对键盘技术和录入人员能力之间的兼容性的要求）、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即采用该项技术的报酬随着其他采用者数量的增加而递增）和投资的准不可撤回性（quasi-irreversibi1ity of investment，即转换技术的重新培训成本极其高）。Arthur（1989）指出技术变革依赖于小的历史事件，并且由于递增报酬而被“锁定”（lock-in），而递增报酬来源于“用中学”（learning by using，即学习和经验效应）和“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即新用户追求私人利益的过程会给老用户带来外部利益）。后来，路径依赖理论被制度主义者和演化经济学家用来解释制度变迁过程中“历史起作用”、“自我强化”（self-reinforcement）以及变迁取决于制度的初始状况和小的随机事件等特性。
公司财务报告架构具有显著的网络外部性，即采用者越多，就越通行，也就越可比和可接受；另外，学习效应和过高的转换成本也会使公司财务报告架构被锁定，从而具有历史起作用的特性；公司财务报告架构诸多构成要素之间的内部关联又使其呈现显著的自我强化特性。因此，公司财务报告架构的演化也必然是渐进的和路径依赖的。
Joos（2000）证明了公司IPO时对会计准则的初始选择的决定作用。方红星（2003）通过详细分析美国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的几个核心要件（包括证券监管制度中有关财务报告的内容、公司治理结构中有关财务报告的内容、财务会计准则、注册会计师制度与审计准则等）在安然等一系列事件之后的演化，发现美国的公司财务报告架构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法案）颁布之后有了很多实质性的变革，尤其是在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制定、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机构和内容、公司高管对财务报告的责任及处罚等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但是，总体看来，其法律主义模式主导、辅以协会主义模式的架构特色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鲜明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法定监管地位得到了空前强化，不但巩固了其对会计准则制定、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等的监督地位，而且支持新设立的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获得了以前SEC没有直接染指的审计准则制定权，它在独立性准则、新的监督机构上可以施加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原来对于独立性准则委员会（IAB）和公共监督委员会（P0B）所能施加的影响。
根据SOX法案第108条（d）款的要求，SEC就美国财务报告制度采用以原则为基础（principlesbased）的会计制度问题展开了研究，并于2003年7月25日发布了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更加鲜明地反映了美国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及其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
这个报告（SEC，2003）在顺应美国国会和公众扬“以原则为基础”、贬“以规则为基础”（rulesbased）的倾向的同时，并没有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向IFRS作大幅度的靠拢。报告否认了IFRS即为以原则为基础的准则的看法，巧妙地将美国会计准则的目标模式界定为“目标导向”（objectives-oriented）的会计准则制定，将它与原来翻箱倒柜（check-the-box）式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准则和过于简化的“仅有原则的”（principles-only）准则进行了区分。指出美国现行准则中租赁会计、衍生工具和套期保值会计、以股权为基础的报酬安排等准则存在很多例外和人为设定的判定界限、导致需要过分细致的执行指南的缺陷，属于过分地以规则为基础；而在长期资产的减损、可折旧资产的历史成本等领域则仅有原则、缺乏充分的赖以应用判断的框架，属于仅有原则的准则；第141、142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已经具备以原则为基础的特点，第143、144和146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则同时符合目标导向法的要求，此外一些老准则（例如第43号会计研究公告的第4章、第34和52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也具备相当的以原则为基础的特点。这样，会计准则需要的是改进，而不是全盘否定和移植IFRS.
SEC在报告中指出，为了使美国的准则制定程序向目标导向法转变，所采取的关键步骤包括：（1）改进概念框架（中期）；（2）准则向目标导向形式的转变（立即）；（3）全面复核现有准则，以便认定哪些是以规则为基础的（正在进行）；（4）仅仅保留一个准则制定机构（正在进行）；（5）重新界定GAAP的层次（中期）；（6）国际趋同（正在进行，2004年内有望发布一些趋同准则，但是此项工作是长期的）。经过这些步骤之后，获得SEC“实质性权威支持”的FASB将成为唯一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的会计准则执行委员会（AcSEC）所发布的文献将不具备权威性，FASB已经公布计划，将在一个过渡期之后取消AcSEC发布立场报告（SOP）的权力；从2003年1月开始，紧急问题工作小组（EITF）的共识要想获得权威性，必须首先经过FASB的批准。在将来的GAAP层级中，权威性文献依次包括：FASB的概念框架文件；FASB的公告（包括财务会计准则公告、解释，会计原则委员会意见书，会计研究公告）；EITF的共识和FASB官员立场（FSP）。这就意味着代表注册会计师职业界的AICPA继丧失审计准则制定权之后，又将彻底丧失参与制定GAAP的权力。
此外，报告还特别提到今后制定会计准则将持资产负债观；认为目标导向的会计准则将不会导致遵循准则却不能“真实和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情形，因而不采纳“真实和公允至上”（True and Fair Override）的观念，从而不允许偏离会计准则。
SEC的这份报告所体现的和拟议的公司财务报告架构上的变迁，完全是S0X法案立法精神的继续和发扬。从总体上看，SEC的高度集中的监管权力丝毫没有削弱；被千夫所指的注册会计师职业界则越来越远离制度设计和变迁“发言”机制的核心；SEC管辖下的独立民间机构FASB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与新近设立的、专司公众公司审计监管的PCAOB形成新的附属于监管机构之下的“二元”格局；以美国GAAP为代表的国内财务报告架构在整体和局部上都没有被国际架构所取代，反而更加张扬了美国特色。这就更进一步地一方面印证了历史事件对财务报告架构变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印证了这种变迁的渐进性和路径依赖特性。
三、关于财务报告架构及其演化的若干推论与展望
为了使前面的分析更有实际意义和针对性，此处拟就全世界、尤其是我国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及其演化的相关问题做出若干推论和展望。
（一）财务报告架构的内在逻辑及其模式化
美国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的演进过程，体现出一条清晰的“投资者保护”的内在逻辑。SEC前首席会计师Sutton（1997）指出：“我们相信可比和透明的报告，有助于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针对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做出他们自己的评价的报告，能保护美国投资者的利益。”因而“美国资本市场的成功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公众公司所采用的高质量的会计和披露准则”。在“投资者保护”的内在逻辑指引下，美国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内在一致、整体协调、全面推进、配套实施，即使在变迁和演化过程中也体现出自我强化和模式化的特色。实际上，美国之所以排斥IFRS，奉行GAAP的单一垄断模式，强调可比性和对美国国内投资者的高度保护至少是深层原因之一。而这条内在的逻辑，不仅高度概括了社会制度、法律结构、意识形态、资本构成等制度环境的客观要求，也正是制度竞争意义上的核心竞争力的来源和路径依赖意义上赖以强化的模式内核。
根据制度环境的不同，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可能的内在逻辑还有债权人保护、税收政策导向、多重目标导向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务报告架构如果没有相应的、恰当的内在逻辑作指引，就很难准确地定格出财务报告的目标，从而难以实现各个制度要件之间的协调配合和内在一致，最终形成的财务报告架构也必然难以发挥配置效率和适应性效率。
（二）监管者及其他主体在财务报告架构及其演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制度体现的是组织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则，制度演化实际上是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各方组织之间利益格局的变化。制度及其演化是组织之间连续博弈的过程和结果。从这个角度讲，理解监管者及其他主体在财务报告架构及其演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尤为必要。
美国的SEC是一个拥有准立法、行政、司法权的强势监管机构，对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实施集中式监管，主导着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的演化。即便如此，FASB、PCA0B等独立的民间机构也扮演着规则制定等象征核心权威的角色。履行独立审计职能的注册会计师职业界则逐渐淡出架构设计和演进的核心圈子，由高度自律变成接受PCA0B的严格而广泛的监管。公司执行官也在制度演进中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和更严厉的职责。这虽然只是一个静态的结果，但是其中包含的不同组织的参与方式与策略（包括形成压力集团、“发言”、退出、游说等）不容忽视。
在我国的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中，监管者至少包括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其他参与者的发展极不均衡，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高素质的注册会计师队伍。此时监管者和利益相关者在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及其演进中如何进行角色定位和角色转换，实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换一个角度，建立在美国背景之上的关于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设计和演进的理论，尤其是其中关于准则制定的经济后果、政治程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地区相关问题的适应性和针对性也值得仔细推敲。
（三）国际协同背景下我国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的演进
当前，伴随着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关于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尤其是其中的会计准则、审计准则国际协同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世界范围内，以国际协同为主线的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的制度竞争实质上早已展开。IOSCO对核心国际会计准则的认可、欧盟和一些发达国家采用IFRS、美国FASB与IASB达成协议并展开协同项目等都是有实质性含义的重大事件。实际上，国际架构和美国架构已经成为占优制度主导着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竞争。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如何参与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的国际协同，将直接决定今后我国财务报告架构演化的方向。
从优化和改进我国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的目的出发，我们似乎可以引人制度竞争模式，例如允许乃至鼓励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采用更高质量的国际架构。另外，在我国非上市公司领域实际上已经存在基于会计准则体系和会计制度体系、行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制度》的选择和竞争问题，应该因势利导，力求通过竞争优化制度，实现适应性效率。
另外，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制度演进的结果有可能会锁定于低效率的制度。这就意味着原有的财务报告架构中一些质量低劣或者落后的成分会顽固地模式化而难以摆脱，制度演化和变革过程也许会十分缓慢，甚至出现反复。认清这一点对于推进我国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的变革乃至整体性的会计改革与发展事业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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