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怡建：我国金融营改增面临政策抉择

从国际金融业增值税的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对核心金融业务都采取免税法。之所以对金融业增值税实行免税法首先在于理念，由于欧盟增值税是消费型增值税，是对消费征税，不属于消费的不征税，而金融服务不是消费，是投资或融资，因而不应纳入征税范围；其次，由于金融核心业务是隐性业务，隐性业务在增值计算和征收管理上都有较大的难度，不宜采取征税办法，所以就免税了；最后，即使征税可行，它的征管成本也很高，而免税是最简单的处理办法，何况免税并不意味不承担税，至少免税金融承担了进项税。

但是，欧盟国家即使免税，金融业重复征税问题和矛盾并没有解决。一方面金融企业外购产品和服务进项税得不到抵扣，另一方面金融企业为下游企业提供服务下游企业也无法抵扣。

国际上对金融服务实行轻税，主要措施是对金融核心业务免征增值税，对金融出口业务实现零税率。金融的营改增，主要是解决重复征税，包括进项重复征税也包括销项重复征税，但免税法无法解决重复征税问题。随着政府征税能力增强，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的技术障碍在逐步得到解决，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对金融服务全面开征增值税。

金融营改增的政策选择

如果简单参照国际增值税，我国应对金融业采取免税法，但从国家财政能力，以及金融利润水平来看既不现实，也无可能，更不用说免税法下的进项抵扣，以及销项抵扣。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我国把增值税看成是生产经营税，而不是消费税，也就是说凡是有生产、有经营活动就要征税，从而把我国金融服务纳入征税范围；二是我国实行多层次、多环节，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以，把流转税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三是一般普遍认为金融业目前是高利润行业，理所当然应该承担税收重任；四是从实践看，金融业营业税在整个国家的税收当中占有相当重的比重，也是作为国家财政的基石。

在无法免税情况下，国家改革方案只能退一步，提出简易征税，并将其写入营改增方案。但从实践来看，我们金融业营改增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普遍实行简易征税，使营改增的改革效果无法体现。因此，我们又不得不考虑放弃简易征税，实行对金融业普遍征收一般意义上的增值税。也就是把金融和其他行业一视同仁，按营业收入计算销项税，按营业支出计算进项税。希望银行纳入整个增值税改革的链条，按照一般征税模式，获取进项税发票，开具销项税发票。但由于金融业业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核算方式和其他行业都不同，而且网点分布很广，又不是由每一个金融机构独立核算，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要全面推行增值税会使一般纳税人征税方式碰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因此，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区别对待。主要思路：对于直接收费非核心业务，视同现代服务业按6%征税；对于信贷为主体的核心金融业务，按正常纳税办法征税，适用税率为11%，同时允许进项抵扣；对于同业拆借业务，经营当中有些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投资区别于一般的金融服务免税，以所得税调节；对于离岸金融业务可采取免税或零税率，与国际金融业平等竞争，以鼓励和促进离岸金融业务发展；对于与产业链关联度比较小的证券等行业和业务，可以采取3%简易办法征税。

金融营改增的效果评价

金融实行营改增后效果会如何，可概括为：一是金融营改增的核心是要避免重复征税，不但形成金融的完整抵扣链，而且要形成金融服务与其他产业完整的抵扣链。所以，从这个视角考虑，金融服务要尽可能扩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征税范围。二是实行金融一般纳税人征税，不会增加金融业税收负担。从前期的改革实践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试点企业来看，简易征税办法税负轻于一般纳税人；而从产业链看，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负要轻于简易征税办法。主要是营改增后金融业下游企业取得增值税发票抵扣，消除了产业重复征税，减轻了产业税负。

从金融业营改增看，其难点不在于制度，而主要是征收管理。一是从可能税务影响来看，分类征税考虑了对现行税源和税负的延续，但是作为经济工具来看，差异化税率政策会影响银行的政策取向，税务选择设计增多，也增加了税务监管成本。二是银行按一般征税模式征税，虽有其可行性，但税务合规成本高，系统改造范围大，电子化处理要倒退回实物票据处理，业务效率降低，手工化程度提高。三是银行会计引入大量的会计估计，使得业务收入确认与收入获取分离，基于现金流的价税分离较难实现，而基于收入确认进行价税分离逾期收入较难处理。不管是基于现金流还是收入确认，都存在利息收入收取而本金未完全回笼的问题。从管理上看，需在维持现有财务会计体系前提下，利用金融业的信息系统优势和特点，来设计政策和管理办法，才能实行金融业的有效税收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