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国外媒体今天发表评论文章称,美国法院和律师正越来越多地从社交网站中搜集个人信息,以选择合适的陪审团人选。Facebook等社交媒体正在改变美国法院系统。
以下为文章全文:
美国法院正越来越多地使用Facebook调查候选陪审员的个人信息,以确定谁能够在一起案件中加入陪审团。这种新颖的背景调查方法正在改变美国法院系统。
检方和辩护律师正竭尽所能,在互联网上收集候选陪审员的资料,以判断他们在审判中会同情哪一方。他们会了解这些人观看哪些电视节目,研究他们的兴趣、爱好和宗教信仰。
2010年夏天,俄勒冈州克拉特索普县地区检察官乔什·马奎斯(Josh Marquis)通过Facebook展开背景调查,以确定一起凶杀案的陪审团人选,并裁决是否应判处死刑。他在互联网上寻找线索,分析候选陪审员对于嫌疑人的可能态度。这名男子在1988年时杀死一对夫妇;当时他还未成年。陪审团至终同意判处死刑。
旧金山的陪审团顾问安伯·耶尔伍德(Amber Yearwood)发现,一名候选陪审员在去年的一起索赔案件中对一系列问题持有尖锐观点,并主动提供医疗和性生活方面的建议。耶尔伍德说:“这种偏执的人在陪审团中获得了施加自己的影响的绝佳机会。”后来,这名候选陪审员遭到开除。
一些法律专家反对利用社交网站调查个人信息。他们认为,传统的陪审团选拔程序要求律师质询候选陪审员,与脱离背景的网络评论相比,能够提供更多信息。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詹森·舒尔茨(Jason Schultz)说:“我认为不应当放弃传统选拔程序,转而展开网络调查。许多人在互联网上的言行与现实截然不同。”
一些上诉法院则认为,律师有权在互联网上寻找陪审员的个人信息。新泽西州的一家上诉法院裁定,法官不得禁止原告律师在法庭上使用互联网。该法院认为,原告律师“具有先见之明,把他的笔记本电脑带入法庭,并为原告辩护,并不意味着法庭可以‘公平’或‘公平竞争’为由进行干涉”。
社交媒体对于美国法院系统的变革作用,不仅仅体现在陪审团的选拔上。离婚律师已经开始利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从那些草率的配偶手中获得更多赡养费;而在少年法庭,法官会参考被告人在互联网上发布的内容,以判断他们是否悔过。
在选择陪审员时,通过Facebook、MySpace及其他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方法尤其受到青睐,因为律师的提问时间十分有限。社交网站通常包含用户直接提供的、坦率的个人信息。陪审团顾问亚特·帕特森(Art Patterson)说:“至近,人们喜欢去这些网站表达观点。”
2010年,得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市卡梅隆县地区检察官阿曼多·维拉洛玻斯(Armando Villalobos)给他的所有下属配备iPad,以便在选择陪审员时上网搜索。但他承认,检察官们有时只能找到Facebook用户的一些无关痛痒的信息,例如他们的校歌和至喜欢的乐队。
维拉洛玻斯称,许多人会限制陌生人查看他们的个人信息,只有在被加为“好友”后才能获得更多权限。他正在考虑如何获得更多个人资料。其中一个方案是:允许候选陪审员免费使用法院的Wi-Fi网络,以换取他们暂时将他的部下们加为“好友”。但是,布朗斯维尔的一些居民对于律师四处窥探他们的生活感到不安。
洛杉矶审判顾问大卫·卡侬(David Cannon)在博客中发现,一起个人伤害案件中的一名候选陪审员曾多次试图联络天外来客。卡侬建议他的客户——即被告辩护律师不要选择这名候选陪审员,因为这种行为反映出情绪的不稳定。
加利福尼亚州比佛利山庄的检方律师保罗·基塞尔(Paul Kiesel)称,在至近一起有天主教牧师参与的性侵犯案中,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为挑选陪审员,在各个社交网站搜集信息。该案至终和解;但基塞尔称,从互联网得到的信息极为宝贵。
“我们可以查询某个人是否信教,并判断他是否虔诚。”他说,“与之前的零星信息相比,从互联网得到的信息堪称海量。”
马奎斯称,即使是至不起眼的细节,如至喜爱的电视节目等,也能反映一个人的某些品性。例如,如果一名候选陪审员偏好《CSI:犯罪现场调查》等罪案剧集,可能表明他对于DNA证据有着不切实际的期待,认为一切罪案现场均有DNA可供提取。“实际情况要比电视剧复杂得多,也昂贵得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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