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克依然为美国的货币政策进行辩护，同时将“全球不平衡”的矛头指向中国。尽管没有点名中国，但伯南克在2月18日有关“全球不平衡”的小组讨论会上指出，那些“拥有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高盈余的国家”应该让他们的汇率更好地反映市场基本面，同时也要促进国内需求来取代出口。
伯南克指出，在过去几年中，受全球广泛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他认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持续拥有很高的经常账户盈余，从而加剧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金融危机正在逐渐退去，全球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政策构成了挑战。伯南克表示：“资本流动的趋势反映了全球经济复苏‘双重速度’的本质——新兴经济体的增速远快于发达经济体。考虑到经济复苏还不稳定，多数发达经济体仍然维持着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面对美联储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第二轮量化宽松(QE2)造成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的指责，伯南克的论点主要有三部分：“首先，这些资本流入是由很多因素引起的，包括对新兴经济体较快增速、投资回报更高的预期。事实上，至近的数据显示，流入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还没有达到长期趋势水平。其次，正如我此前所指出的那样，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至关重要，而这也是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试图促进的。第三，新兴经济体的政府拥有一系列有力但又不可避免的不完美的政策工具来防止经济过热，包括调整汇率、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及宏观审慎措施。”
伯南克暗示中国的汇率政策是导致全球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他说：“正是某些国家的汇率政策导致了目前的全球消费结构不可持续。而这种不平衡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也存在于新兴经济体中间，例如那些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新兴经济体，相对那些积极管理汇率的竞争对手而言。”
他指出，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发展，那些“拥有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高盈余的国家”应该让他们的汇率更好地反映市场基本面，同时也要促进国内需求来取代出口。与此同时，那些“拥有持续财政赤字”的国家，也需要增加国家储蓄，包括将财政政策调整到可持续的轨道上来。
伯南克认为，通过全球储蓄得到至具生产力的配置，资本跨国流动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尽管如此，在很多时期内国际资本流动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尤其在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稳定方面。这些挑战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发生：其一，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有关在一定时期内促进平衡增长的政策并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或者并没有在关键国家中得到贯彻。其二，国际资本的接受国没能够将这些资本投资到具有生产力的领域里。
为了现身说法，伯南克还引用了美国和法国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时期不遵守“游戏规则”而自食其果的“反面教材”来现身说法。
伯南克说，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美元和法国法郎开始升值，而两个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不断上升，并经历了大量的资本流入。在当时作为金科玉律的“金本位”体制下，这两个国家原本应该允许资本流入而物价上升，从而使得实际汇率上升而缩小经常账户盈余，但这两个国家却没有这么做，他们通过国内货币政策冲销了资本流入的影响，使得他们的货币始终处在被低估的状态，在“金本位”体制下，这样的货币政策使得两国都遭遇了通胀压力和银行业压力。而当时经常账户赤字的德国却不断地流失黄金(1394.30,5.70,0.41%)和外汇储备。至终，美国和法国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国内政策，加上国际金融体系和“金本位”制度本身的结构脆弱性，加剧了当时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性。
此外，他还以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例，表明了资本项目盈余造成的风险。
90年代时，大量资本流入助长了当时很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速。但泰国在1997年的大幅贬值让市场开始重新审视亚洲。人们意识到，亚洲国家的金融体系存在制度上的脆弱性，同时缺乏金融监管，存在资金渠道缺陷，使得这些国家无法将资金运用到具有生产力的领域中去。当市场投资者对亚洲失去了信心，资本急剧回流。这场危机给亚洲带来了金融不稳定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流入成为了挑战，因为接受国的金融体系脆弱并缺乏监管。
这些问题目前在新兴市场国家有着广泛讨论，美国也存在管理资本流入方面的挑战。在金融危机之前，资本流入对美国经济增速的贡献率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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