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依然还在新冠疫情的压制下艰难行进完全不同,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则继续演绎着一路扬升的独立行情。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中国服务出口增长25.3%,高出进口27.1个百分点,由此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66.7%。
基于扩大服务出口的创新政策在国内一直处于持续辐射的活跃状态。服务贸易创新试点是激活服务出口一个成色最为厚重的政策板块,目前试点地区从原有的17个扩围至28个;与此同时,中国展开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试点城市由北京扩容至天津、上海、海南和重庆;此外,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打造出了12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29个文化出口基地和17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而更值得期待的是,今年年内中国将出台自贸港版、自贸试验区版和全国版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服务出口便利度将大大提升。
政策驱动以及丰富的商业存量因素造就了未来中国服务出口的巨大想象空间。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乃是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切换到服务业主导的转型阶段,预计2025年中国服务业占比有望提升到60%以上;另外,国内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升级,预计至2025年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规模可达30万亿元以上。中国外汇储备高达3万多亿美元,且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净输出国,伴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资本拉动中国金融、保险和运输等产业向着海外延伸的力量会不断加强,国内要素优势将加快转换为对外服务出口优势。
但是,在服务出口展现出乐观前景预期的同时,迈向未来目标的现实掣肘也的确不少。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即净出口与进出口总值之比往往是检测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维度。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服务贸易TC指数在-0.16至-0.36之间波动,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出口总体上还处于比较劣势。目前来看,在全部出口贸易中,中国仅为6%的服务出口占比大幅落后于世界23.5%的平均值,而且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已经存续20多年之久,要通过扩大服务出口进而扭转服务贸易逆差需要政策的进一步发力。
一方面,通过国内服务市场规模的加速扩容锻造出支撑服务出口的庞大“蓄水池”。目前服务业在中国GDP增加值中的占比为54.5%,低于世界67%的均值,说明推动服务贸易出口的市场能量并不充分,为此,有必要首先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放宽服务市场准入,全面实施普惠化的产业政策,同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推动服务产业集群以及服务贸易集聚发展,造就更多特色服务出口基地与平台梯队;另外,要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进程,推动生产性服务通过服务外包等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以此带动寄递物流、仓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测试、维修维护保养等新兴服务贸易。
另一方面,通过扩展开放口径构造出牵引服务出口的宽大“导水渠”。除了不断压缩服务贸易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及放宽外资进入领域外,重点须对准制度型开放,包括对标国际高标准,在充分竞争、有限竞争类重点服务领域和自然垄断类服务领域的竞争环节,推动取消或放宽对服务贸易的限制措施;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标准,全面实施自由企业制度,建立严格的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率先在服务贸易领域实行政策与制度的“早期安排”,如对医疗健康、文化娱乐、旅游等服务业行业发展所需原材料、基础设施配套的用品设备的进口实施零关税等。
贸易数字化是带动服务出口快速运转的超能“引力泵”。中国除了北斗系统、卫星导航等全球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外,5G、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技术均走在全球前列,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由此已从10年前的逆差华丽转身为顺差。按照商务部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只要政策创新力度到位,2025年中国数字服务出口有望逼近2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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